因此，明确界定当事人的资格标准，让适格的当事人参与司法审查成为修法的趋势。
但该条例基本以工具为规范和分类对象的做法，在比例原则的应用上尚显生硬，也会对警察武力使用构成过度的束缚。[11]如坠机事件的管辖应属于交通部门而非警察机关，警察仅具有辅助管辖权，只有当危害的排除具有不可延迟性时，警察才可以根据概括授权规定排除危害，除此之外不得主动介入。
三 协助侦查犯罪与执行搜索、扣押、拘提及逮捕，依刑事诉讼法及调度司法警察条例之规定行之。这种做法其实为以其它法律（如《突发事件应对法》、《戒严法》等）为依据而使用警械和武器提供了指引，但法律法规是不可能穷尽所有情形的，当其它法律法规没有规定而现实又需要警察使用武力时，依然会存在缺乏法律授权的问题。[12]进一步，需要明确各行政机关的本质责任，当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执行权力时，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予以强制执行，而非动辄使用公安警察力量，杜绝对警察武力的滥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在体例上分为总则、警械的使用、武器的使用、法律责任和附则五章。传统法治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规范警察权力行使的合法性问题，承继这种传统，需要我们对控制警察武力使用的法律规范进行系统地研究。
《人民警察法》第2章计有13条内容涉及警察武力使用，但这些极为简明的法条只能说是为警察使用武力规定了组织法上的任务和权限，而不适合直接作为警察武力行使的具体职权依据。通过立法授权主管部门规定的形式也可以明确被授权的法定主体，被授权者从而成为具有法定权限的主体，契合了依法行政的要求。这种趋势的集中表现是：不能以开放和改革的精神理解现行宪法有关条款背后的理念，并将相应的宪法条款都理解成了不可更易的信条。
例如，在县和县以上地方各级国家机构内，一府两院与本级人大的关系是直接的，表现为前者由后者产生、对后者负责和受后者监督。从当今我国的情况看，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人大制度理念的以上三个方面都在发生变化，但三方面观念变化所处的阶段不同。所以，把宪法关于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间关系的某种具体安排或选择不加分析地上升为一般原理，然后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机构组织体制建设中搞一刀切，很可能弊大于利。（一）规定人大代表质询法院、检察院的相关法律条款不符合现行宪法 人大代表质询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是1978年宪法的规定，已被1982年宪法所取消，因此，一些现行法律关于人大代表质询法院、检察院的规定，不仅并无宪法依据，甚至有违宪嫌疑。
五、结语 实施宪法是一回事，评论宪法或讨论宪法的应然状况是另一回事，对于这两种性质不同的问题，人们应该严格区分开来。现行的1982年宪法实际上也取消了1978年宪法关于地方人大代表质询地方一府两院的规定。
转变的具体内容难以具体描述，但转变应该对准的基本方向是明确的： 1．确立法权结构中的权利与权力理应平衡观。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法律界都将我国宪法规定的现行各级国家机构组织体制看作人大制度的唯一一种可能的表现模式，并且似乎表现出这样的认识倾向，即坚持人大制度，就是要坚持从中央到地方、从全国到乡镇都应该一刀切，统一实行同一种模式，而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人大由民主选举产生，其他国家机关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应该说，在计划经济社会，政治法律领域的这种做法是与经济生活的原则相一致的，人们无可厚非。我们先不谈1954年宪法和1975年宪法，[2]只要对比一下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两个事实。
各级政治协商机构也都如此。历来对人大制度存片面认识的情形通常有两种表现：其一是对地方与中央关系理解失衡的思维定势。绝对化的人大至上观念是在1982年宪法通过和生效后，通过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立法逐步反映到我国的法制中去的，是在立法过程中形成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个国家机关的宪法地位高低与其实际运用的物质力量的大小从而其享有的权力总量大小或对社会重要性的大小是两回事。
在计划经济社会，我国政治法律资源配置完全是计划化的，其基本特点是从中央到地方，全部公共职位都分层集中控制，除最高层级外，每个层级都由其上层根据其认定的实际需要自上而下地分配这些职位，从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到各级行政机关官员、各级法院法官、各级检察院检察官，等等，基本都是如此。但是，如果包括这些内容的改革都是由全国人大通过修改宪法、法律完成的，或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释宪、立法、释法加以完善的，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说：行政首长仍然是按人大的意志产生的，只不过不是按本级地方人大的意志而是按全国人大的意志产生的。
推行诸如将乡镇乃至一般县市的行政首长改由选民直选这样的改革，真正的困难并不是修改宪法的有关条款和相关法律，而是改变人们心目中已趋固定化的对人大制度的原理或原则的理解。各级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没有法院报告工作的规定。
[5]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7页。《宪法》第133条也只规定最高检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地方各级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同样没有检察院报告工作的规定。我们不妨以乡镇长直选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这是全国人大没有严格按宪法的相关规定和精神立法的结果，也是现行宪法没有得到严格实施的一种重要表现。田舒斌、李自良、王研：《十万百姓选乡官》，《半月谈》2004年第21期。（三）与政治法律资源配置计划化相对应的观念 政治法律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是各种公共职位，其中主要指各级人大代表、人大常委、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综合管理类的领导职务。
确切地说，计划经济是行政权力经济、政府经济。因为1982年宪法修改（实为删除）了1978年宪法的相关规定，授权人大代表质询两院的立法是否合宪有很大疑问。
但是，即使只是为了摆脱1978年宪法的遗迹，只是为了严格实施1982年宪法关于人大与法院、检察院关系条款，也是需要人们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获得进展的事情。坚持法治的立场与坚持改革的立场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
概括地说，法院、检察院当然应该向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我们是在承认这种必要性的前提下讨论这样两个具体问题的：（1）法院、检察院对哪一级人大负责、受哪一级人大监督更能符合既遵循了人大制度的原则，又能保证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2）法院、检察院用什么形式对人大负责较恰当、较符合现行宪法的规定和精神？这两个问题前文都有所讨论。显然，推进包括司法体制改革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需要的不是修宪、释宪，而是解放思想、实现人大制度理念更新。
最高检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但是，28年来时势的变迁是巨大的：就外部来看，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终结。所以，对人大制度理解应该有较大幅度的弹性，不能在政治的或宪法的理论上作茧自缚。[5]1982年宪法实施后，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7条修正案，用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取代了《宪法》第15条中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的规定。
地方各级检察院对本级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这需要否定行政级别本位和行政权优于审判权、检察权的不合时宜观念。
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委会组成人员10人以上，可以向常委会书面提出对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就性质或基因而言，枝节只要源于根本，是从其根本派生出来的就行了，这样，根本和枝节就同属一个姓氏或具有同一的性质，不能要求枝节与根本一模一样。这种做法无异于在法院行使审判权过程中，凡是法律与行政机关的意志发生冲突时就让法院停止适用相关的法律，这是超越宪法变相给予行政机关以特权。
1979年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法》第30条规定，各党派、团体和选民可以在选举日前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后来据说在实践中发现这一规定不够严谨，[10]而所谓不够严谨恐怕主要是易于突破计划的控制。根据宪法的这些规定，法院、至少其中的最高人民法院，应该有权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结合其所审理的具体案件对其所适用的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且最高法对地方性法规行使这种具体审查权并不妨碍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第67条行使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的职权。至于法官、检察官个人违法犯罪，自然是依法该怎么查处就怎么查处。
事实上，人大代表质询法院的合宪性早就受到学界的质疑，[3]而且还有证据能够证明取消人大代表对法院、检察院的质询正是1982年宪法的本意。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政治组编：《中国宪法精释》，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久而久之，这种至上性在人们头脑中就逐步形成了人大至上观念。人大至上观念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组织体制的正确反映，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法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什么叫作绝对化的人大至上观念呢？离开特定层级无条件强调人大相对于其他国家机关具有宪法地位的至上性，就是绝对化的人大至上观念。不论从历史上看还是就中外的现实而言，当代社会的普遍观念是，在获得公共职位方面有机会平等地参与竞争是公民在政治法律领域最重要的权利。
